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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本，无处可栽树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日本的晴天大都是这样的 冮冶摄于惠比寿 这些天，北京又现沙尘暴。东亚大部分地区遭受沙尘暴袭击，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难幸免。 在驻日期间，确实也遇到过沙尘天气，空气不像平日那么透彻，汽车上能看见有一层薄薄的黄尘。但这样的日子并不多，日本空气的洁净度很高，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在东京的高层建筑上，能看到百余公里以外的富士山。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遭受了当年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袭击，据说第二天一早，全北京降下了超过３０万吨的黄沙。两天以后，沙尘暴漂洋过海，颗粒大的沙尘坠入海里，剩下的微细沙尘漂到日本列岛，从九州到东北都观测到了沙尘天气。东京都内通常能见度在二三十公里，可那天降到７公里，东京塔以及高层建筑被笼罩在朦朦的黄尘中。
《读卖新闻》晚刊那年５月份的一期周末儿童版曾登载一篇介绍沙尘暴的文章，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段文字：日本现在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沙尘暴受害严重，但“地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这是一个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考虑解决的问题。
的确，日本四面环海，绿色植物覆盖率高，没有造成沙尘暴的地理条件，受害很有限。在日本很少听说“植树造林”这个词，有的倒是“填海造地”，从南到北整个日本列岛，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土地，所以日本浮尘很少，到日本的观光客一个星期不擦皮鞋（旅游鞋）也不至于有碍观瞻。说日本是“无处可栽树”的国家似乎不过分。
老外在日本练柔道 冮冶摄 但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无处可栽树”的国家可不仅有日本，而能够跨越国界帮助邻国栽树的人，恐怕日本人最多，起码我们从报道中所了解的是这样。
在帮助中国人民治理沙漠的人当中，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情系中国沙漠绿化的日本老人――远山正瑛。老人２００４年２月去世，享年９７岁。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就着手中国的沙漠绿化研究。８０年代以后，成立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向中国派遣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９０年代初期，当时已８４岁高龄的远山先生被聘为恩格贝沙漠开发示范区的总指导。据说，老人在中国创下了１０多年的治沙业绩，足迹遍布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老人带领志愿者栽树约３００万棵，志愿者参加人数累计３３５批６６００多人。在日本，老人大力宣传治理沙漠的意义，治理中国沙漠也是保护日本的环境。１９９８年他荣获了我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像远山这样的日本老人可不止一位，我的前任分社社长王大军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结识的菊池善隆先生，也为中国大地的绿化以及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付出了全部精力。从１９７３年起到８０年代初的近１０年间，老人向中国无偿提供了３６０多公斤榉树种子，树苗达两万株。老人有一个心愿，就是将这些种子和树苗种到中国大运河畔，形成一道象征和平的绿色长城。为中国的绿化，老人搭进去几千万日元的积蓄。从１９８６年起，老人每年组织日本人“赎罪捐植访华团”去南京植树，每次都带去几千株树苗。就是在老人１９９０年去世后，这一“赎罪捐植”活动仍被日本友人继承了下来。
去年５月，在长城脚下，中日志愿者千余人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活动。北京市政府与日本永旺集团合作举办的这项活动已进入第１１个年头。１０年间，两国志愿者在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沿线共同栽植了８０多万棵树。
沙尘暴在越来越频繁地肆虐，跨国界的植树造林活动在展开，改善地球环境已成为人类共同应对的课题。那些长期志愿帮助中国治理沙漠、植树造林的国际友人，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绿色白求恩”吗。
![]() 十九、说说日本扔垃圾那些事儿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丰田无人驾驶车 冮冶摄于爱知世博会 "ＱＱ"，"扔垃圾模范" 东京分社一位年轻女记者，因名字拼音开头字母都是"Ｑ"，同事间有人用"ＱＱ"称呼她。 "ＱＱ"堪称是我们分社这个拥有二十来口人大家庭的"扔垃圾模范"，用后的牛奶盒，要用清水将里面的残奶冲净，用剪刀剪开，攒到一定量，不嫌麻烦地送到附近的超市"回收"。 "ＱＱ"还有更绝的，她知道一只塑料饮料瓶从瓶盖、瓶身到瓶身上的塑料膜商标都分属哪类垃圾，把它们一一分开，绝不马虎。 "ＱＱ"还有很高的环保意识，为了不造成更多的白色垃圾，外出购物总自备布兜，不要店家的塑料袋。或许有人想"ＱＱ"是为了省那么几角几分塑料袋钱吧？对不起，您想错了，日本大力提倡购物自带购物袋，但商家还是主动免费给你提供塑料袋，很有点"拷问你的环保意识"的味道。许多家庭主妇们在购物付款的同时，主动提出"不需要塑料袋"。 "ＱＱ"和她们一样。 "ＱＱ"是大家扔垃圾的好帮手，"热敏纸"属不属于可回收资源？问她她知道。 扔垃圾有讲究 在日本扔垃圾颇有讲究，垃圾分类是越分越细，星期几扔那种垃圾都有明确规定，如果不用心的话，很难记住哪天该扔哪种垃圾，哪一种垃圾又包含哪些东西。 矿泉水瓶、泡沫苯乙烯、聚氯乙烯、保鲜膜等沾火就着、就溶化，应该算"可燃垃圾"吧，错！这类垃圾燃烧起来会释放有害物质，属于"不燃垃圾"；饮料·食品用玻璃瓶、易拉罐等用火点都点不着的物品也应该算"不燃垃圾"吧，错！它们与报纸杂志等归属于"可回收资源型垃圾"。同是玻璃制品的饮料瓶与玻璃杯、化妆品瓶要分属不同类别在不同日扔。 我的办公室门后贴着一张"资源和垃圾的正确区分方法·投放方法"表，新到东京赴任的同事都会得到这么一张"扔垃圾指南"。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在不应该扔垃圾的日子扔垃圾，或者在应该扔垃圾的日子，扔出不应该扔的垃圾"。话有点饶口，在东京扔垃圾就这么讲究，左邻右舍都这么做。 大饭店用服务员积攒的牛奶盒再生的卫生纸 冮冶摄 收垃圾有看头 在东京收垃圾也有看头儿。东京收垃圾的车没有纽约的那么大，这可能与东京街道窄小有关，但很整洁，也不少装。清洁工人把一袋袋垃圾投入车内，经过绞压，车内空间得到有效利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常常能看到垃圾车上带有一把居家过日子的小扫帚。记得一位老同事说过这么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为了锄地头上的几根小草，就没有必要用除草机，有一把小锄头就够了"。这小扫帚大概就相当于那"小锄头"，清洁工人随手用它就将撒落的垃圾收拾干净。 还有一种垃圾叫"大件垃圾"，专指那些笨重的体积大的家具、煤气炉、房屋装配件（门、窗等）。这种"粗大垃圾"可不是说扔就扔，要申报，确认收集日期和所需金额，购买相应金额的大件垃圾处理券（不干胶），在处理券上填写上姓名再贴在所仍物件上，收集日早晨８点前搬出门外，够费事的了吧。 回收空调、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４种旧家电要支付"回收利用费"加上"收集搬运费"。扔出一台空调需要花３６７５日元（约合２６０元人民币），冰箱４８３０日元（约合３４０元人民币），够复杂的了吧。 回收废旧电脑颇有讲头儿，无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电脑主机、显像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都需要交付"回收·循环利用费"，价格不菲，都在三四千日元。但这些都是指２００３年９月底之前生产的，这之后生产的电脑自身都帖有"ＰＣ回收利用标识"，也就是说在购买时售价中就已包含"回收·循环利用费"，回收时不再付费。 还有干脆不收的垃圾，小到电池、药品大到钢琴、保险柜，可委托商家回收或委托专业业者处理。 扔垃圾扔出的"人情味" 扔大件垃圾收费也就是这十来年的事，在早些时候是不收费的。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也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日本人好像人人都很有钱，大量的旧家具、旧电器被淘汰出门，摆在街道旁。那时留学生们的大部分家当大都是从马路边搬来的。这样的"粗大垃圾"一般都贴有"请自由拿走"的字条，意思是说这东西还能用。有些是坏家电，外表看不出来，扔者也很"负责任"，要么贴上条告诉你这是坏的，要么干脆把电源线剪断，免得你费劲搬回去再费劲搬出来。电源线完好的电器拿回去一般都能用。图书、期刊等都是用尼龙草绑得好好的，需要者提走就是。日本人不乱扔东西，扔还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时能考虑到再利用者，这一点值得称道。 日本同业者访华感叹垃圾分类 一次，中国留学生后援会会长五十岚先生带来一位千叶县从事废品回收的业者。这位业者曾跟五十岚先生访问过北京等地，他跟我谈起见闻时对那里细致的垃圾分类很有感触。说了半天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位"干一行爱一行"的业者在访华期间也没有忘了他的老本行，很关注废品回收。他讲的是指那些在垃圾筒（箱）中仔细地挑拣垃圾的拾废品者。在中国还处于温饱阶段，确实有不少拾废品者将垃圾中有价值的东西挑拣出来卖钱，自然针头线脑、铜丝铁钉都"分类"得清清楚楚。现在中国人过上了小康生活，垃圾分类也正在从为生计而不得不为的"不自觉行为"走向为了环保的"自觉行为"。 废弃电子产品――"都市里的矿山" 废弃电子产品中除可以提取回收铁铜铝、塑料等一般原材料外，还能提取回收白金、金、银等贵重金属，以及钯、铟等稀有金属。因此，在日本，电子垃圾又被称之为"都市里的矿山"。虽说从每台电子产品中提取的这些贵重及稀有金属量很微小，就是单位体积中含量最高的手机每台金的含量也不过０．０４克。但在一般的金山，１吨矿石中所含金也就５至１０克，而１吨量的手机（约１万台）中可提取金３００到４００克。 现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厂家重视在废弃的电子产品中回收可再利用资源。像松下电器等都专门有旧家电产品回收工厂，在那里我们看到各种从旧电视机、旧冰箱等提取出来的可再利用的材料，感叹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有效利用资源与能源、向地球尽量少索取的时代。 ![]() 十八、"很根性"的日本人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京瓷公司鹿儿岛国分工厂厂区一角 冮冶摄 日语中的"根性"一词除秉性、性情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毅力、斗志。日本人做事总是让人感到其"根性"中就有那么一股认真劲儿，或者说很较真儿，一是一，二是二，很少做"大概"、"差不多"的事情。 说东京都有多少人口？东京都涩谷区居住多少外国人？官方公布的数字可以数到个位数。当然，这一数字是根据居民登记推算的，可能或多或少与实际有出入，但不管怎么说，敢把发表的数字精确到个位也足以表现日本人做事认真的"很根性"的一面。 鸡蛋是能够立起来的。 在上大学时，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鸡蛋能立起来"的日文文章。恐怕谁也没有见过自然状态中鸡蛋在平面上立起来，或者根本就不曾想过鸡蛋能否立起来这个问题。但是，这篇文章从鸡蛋底部（大头一端）的结构剖析，好像有那么三个肉眼很难看得见的支点，确定鸡蛋是能够立起来的。我曾拿鸡蛋在平面试着立过，果然鸡蛋在没有任何破损的情况下立了起来，只是花点时间和手上功夫，并且屡试不爽（见上图）。 日本人就是有那么股专研劲儿，这就不难理解几乎全世界的摄影记者（起码我在东京看到的）都使用的是尼康、佳能的专业用相机。似乎日本人总是在不停顿地追求极致。 说到相机不妨多罗嗦几句，在我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在日做记者时，那时看到的在东京这个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各国摄影记者使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尼康专业相机，可见那时尼康略占上风。可是在我第二次９０年代中期以后驻日的四五年间，佳能迎头赶上，专业摄影记者队伍中拿着"白炮筒"（佳能专业用长镜头）多了起来，数量超过了"黑炮筒"（借指尼康）。在２００４年我第三次东京赴任后，情况又有了变化，在摄影记者阵营中，看到的是"黑""白"炮筒相间，不相上下。就摄影记者而言，无外乎最需要的是速度与焦点，速度（快门）越快，焦点（对焦）越实，越能在眨眼之间捕捉到新闻事件的瞬间。无论在胶片时代还是在数码时代，佳能和尼康在这两个方面始终不懈地追求极致是成功的，这大概是各国专业摄影记者普遍爱用这两家产品的原因。要说相机镜头，德国或许略胜一筹，拥有一款莱卡相机能显示出某些品味来，但日本相机却占据着全球相机市场的大半个江山。 日本人"根性"中特有的那股劲儿，确实成就了许多成功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的要数"随身听"、"方便面"、"卡拉ＯＫ"了。日本大的发明创造比不了欧美，对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很敬仰，但在应用技术等多领域的执着专研，使它在造纸、印刷、机器制造等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的产品总让人感觉透着一股"匠气"，据说许多大型国际田径比赛用的铅球都是日本一家小公司（或称作坊）手工炮制出来的。 瓷器可以说是古老中国的一张"名片"，但日本关于精密陶瓷的研究与应用让你叹为观止。日本京瓷公司将"陶瓷"弄到圆珠笔尖儿上，具有防锈、耐磨、抗酸碱等特性的陶瓷菜刀等厨房用品以及陶瓷剪刀等日用品在市场上也很有卖点。应用精密陶瓷结晶技术研制的人造宝石，其成分及结构与天然宝石相同，精美绝伦，更让人赞叹不已；利用精密陶瓷所具有的高度生物体融合性开发的人工牙根、人工骨及人工关节，更让人感叹科学的进步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如果说合金材料在今天的材料科学领域中仍占有主导地位的话，那么精密陶瓷材料或将以它的"良好绝缘性"、"高耐磨性"和"抗热冲击和防腐性"等特性触发材料科学一场新的革命。我甚至想，或许有一天，"瓷枪"、"瓷炮"也将进入我们的视野。 日本人"根性"认真，似乎得到广泛认同。那年，东京分社联合《环球杂志》搞过一期"百问日本"的策划，其中有一问是关于"颜色"的，要求用２００字左右回答。我们的记者将这一问题提交给一位日本朋友，好家伙洋洋洒洒给写回来两三千字，与皇室有关的神宫推崇原木本色啦，武家政治时代武士为显示权贵喜爱华丽色彩啦，等等。据说还专为此查阅了几本书。一次，我问一位分社所在地警察署分管外事的警员"为什么东京都叫警视厅，而地方叫警察本部？"当时这位警察也答不上来，但是一两个月后再见面时，这位警员将始叫"警视厅"的来龙去脉写成文字交给了我。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过了头，或被称为"钻牛角尖"、"一根筋"，或被讥为"死心眼儿"、"一条道跑到黑"，但是，"认真"，总比不认真要好。 ![]() 十七、中国雇员眼中的日本公司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东京都的中心地带--写字楼林立 冮冶摄 在中日经济、贸易、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如此密切的今天，数得上的日本大中型公司中还没有听说没有中国业务的。有中国业务的公司必有中国雇员。他们大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去日本求学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艰辛努力，进入日本的白领阶层。我在日工作期间，曾走访过他们中的几位。通过访谈，我们对日本公司的内部窥见一斑。 "日本公司犹如一座等级森严的兵营" 张先生现在日本一家有名望的金融机构供职。张先生的办公室窗明几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 "你没有看到我坐的椅子和周围的几把有什么不同吗？"要不是张先生提醒，我还真忽略了这一细节的。 日本公司大都是桌对桌办公，一个部门往往占据一块，桌对桌顶头横摆着稍大一点的桌子一定是这个部门部长的，它的两边依次是副部长、课长、普通职员的。 张先生说，日本公司等级观念之强是初来乍到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在这里一举手、一投足都体现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张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年４月的一天，公司的事务小姐给张先生推来一把新椅子，"祝贺您晋升为课长，请多多关照。"这把椅子与张先生以往坐的椅子略有不同的是增加了两个扶手。 张先生自己都感到好笑。"你别看这椅子，这里头的学问大着呢。在公司里，椅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职务，看看椅子就知道谁是发号施令的，谁是干活的。我先前坐的椅子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圆转椅，现在加上了两个小扶手，这就意味与众不同啦，享受课长级待遇了。你再看看我右边的这把椅子，虽说也带两个小扶手，但那两个小扶手不是浅灰色而是黑色的，这小小的差别就是副部长的标志，而且旁边还配一个小办公柜。职位的不同，椅子的款式也不一样，社长、副社长、常务董事、董事以及各部门的部长坐的都是老板椅，但各自都有区别。来公司办事的日本人一看椅子就知道应该找谁，决不会认错人，使双方尴尬。就是普通职员，看看他（她）的座位与部长远近就能知道他（她）资深资浅。在这里才是名副其实地排'座次'。" 张先生早先在国内是一家权威新闻单位的记者，来日留学三载，拿了个硕士学位后才有机会在这家公司谋个职。开始时，他对日本公司里的这种近乎于军营般的上下级关系很难习惯。"可是，你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习惯，否则会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麻烦。" 张先生说："一级服从一级是绝对的，上司的话就是指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晚辈听前辈的，女职员敬让男职员，这在哪家公司都一样。早晨上班乘电梯，日本人一进电梯首先就意识到同乘者中谁职位高谁资历深。下电梯时，很自然职高资深者先行。这时如果你不走，大家都不动地。你是什么职你就得'摆出'什么派头。" "就是草拟一份业务报告、请示个什么事儿都颇费脑筋。这报告打给谁、什么人可阅、可阅者熟先熟后，这事儿先请示哪一级、哪一级需要事先打招呼都很有讲究。中国人在日本公司里供职，普遍感到精神上疲劳。当然，日本人也一样。日本公司职员中普遍有一种职业病，叫'肩膀僵痛'（日语叫'五十肩'）。我这几年也患上这种病。你说，精神老绷着，腰板老挺着，肩膀老端着，顾及这有顾及那，能不换这种病吗？"张先生开玩笑地说。 "不过，这种近似于兵营的公司环境你习惯了就会悟出它的许多可取之处。军队为什么有力量，那就是能够雷厉风行地贯彻上司的意图。在公司没有自我只有上级的命令。部门之间很少有扯皮的事，发生扯皮的事解决起来也很简单，只要上级部门一句话。" "要么你就好好干，要么你就走，别抱怨。" 我在日工作期间结识的在日留学或就职人员中还没有碰到像徐先生那样能如此流利、地道地讲日语的人。徐先生在国内学外语出身，并且大学毕业后从事过笔译和口译工作。可"生不逢时"，当他在这里拿到硕士学位找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经济衰退，不得已徐先生只好屈尊于一家做机械工具生意的、拥有４５０多名职员的中型贸易公司，一干就是５年。 徐先生毫不隐讳谈公司给他的工资少。那年他３６岁，按说月薪至少应该拿３０多万日元，可每月拿到手中的仅有２０多万。徐先生说："日本各种税多、保险多，每月七扣八扣四分之一的工资就没了。与国内正好相反，日本是名义工资多而实际工资少。" 徐先生说："中小公司远比大公司的薪水低，可中小公司的职员干起活来同样是那样卖劲儿。按国内的眼光衡量个个都是'老黄牛'。但这里又没有什么'老黄牛'、'奉献精神'之说。日本人好象拿了这份钱就要干好这份工作，很懂得'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道理。无论是正式职员还是擦桌子扫地的小时工都兢兢业业的。只要你干到了也确实能拿到相应的报酬，付出的和得到的成正比，起码表面上是'等价交换'。这里只有一种选择：要么你就好好干，要么你就走，别抱怨。" 徐先生在这家公司干得很不错，忙时能同时接３个订货电话，进公司不久便从名古屋分公司调到东京总公司，很得上司的赏识。但这丝毫没有打消他'跳槽'的欲念。徐先生说："这是市场经济，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你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资方有解雇你的自由。" "日本公司里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中国人一时很难习惯。你迟到、早退一次，就得写报告，说明原由，不是一、两句话就能了却的。跑外的每天都得写'营业日报'，几点几分在路上，几点几分在客户那里。" "日本公司里还有许许多多约定成俗的东西，这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很不合理。比如说计算加班费，公司规定从１８：１５开始算起。而实际上从１７：４５下班到１８：１５这半个小时等于给公司白干。而且以干满半小时为准，你不干到６：４５是不能拿到头半小时加班费的。你对此有意见，去日本的劳动监督署投诉，官司准能打赢。可日本人没有惹这种麻烦的。日本人踩着点上班、到点抬屁股就走的现象几乎没有，大家都唯自己的顶头上司的'评价'唯重，因为这种'评价'直接关系到你提级、晋升和每年发两次的奖金数量。日本公司时时都在搞'人事评价'，而且是一级评价一级。你也不必担心你的上司给你不公正的'评价'，因为你上司的上司会在给你的上司的'评价'中纠正这种不公正的。人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 徐先生说，日本公司里的人际关系简单，没有杂七杂八烦心事，只要把工作做好，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不必老想着挣点儿外快。 "外国人很难溶入日本人的圈子里" "在日本公司里的中国雇员最大的苦恼就是感到孤独。这种孤独是难以言状的，不是通过努力能消除得了的。" 潘先生来这家从事水电站工程设计的公司工作已时日不短。他说他至今仍很难同周围的日本同事进行知心的交往。"或许是岛国单一民族的缘故，日本人容纳外民族人的襟怀远比其他民族窄得多。" "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集团构成的，某个人都隶属不同的团体，公司里的职员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潘先生说："打个比方，一同进公司有６个女孩，这６个女孩共同的经历、在公司里同样性质的工作以及她们受前辈们欺负的同样地位使她们构成了特定的小圈子。几年后，其中的５位结婚离开公司，那么最后一位女孩也会无缘故地辞职。原因就是她所属的那个小圈子不存在了，她忍受不了孤独。" "日本人都是如此，何况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潘先生说："在日本公司雇佣的外国人中，最多的还是中国人，这到不是与中国的业务量多于韩国、欧美等国，而是中国人使用的文字起码让他们感到亲切，长着同一面孔。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潜在的大市场的因素。但是，即使如此，中国雇员与日本老板和同事间仍有一层厚厚隔膜，无论他多么赏识你的才能。日本公司派到中国驻在的首席代表大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充其量当个副手，有时首席代表的资历比副手还浅。说到底日本人对外来人缺乏信任感。" 潘先生说："在日本公司里工作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但是精神上相当苦闷。日本人跟你很客气，但很难与你讲真心话。让人最感难忍的是对你敬而远之不理睬你。" "日本公司里可以说是一个小圈子套一个小圈子，最重要的是同期入社的，其次是同来自一个学校的，再就是按业务上划分的'海外派'、'国内派'等等。外国人在这里形孤影单，哪个小圈子也进不去。" ![]() 十六、说说日本人的自律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乘客排队在等候乘坐新干线列车 冮冶摄 同学从公司里打来电话…… 这是在手机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的年代所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那年，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我们当时谈得很热乎，相互倾吐着毕业后的情况。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这位在一家日企上班的同学却说，电话卡要打完了，你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吧。 我当时很纳闷，你现在不就在公司吗？怎么公司里也使用电话卡？这位同学告诉我，刚才他是用公司楼下的公用电话给我打的电话，在公司里是不兴在工作时间占用公司电话打私人电话的，但你从外面打电话进来另当别论，更何况你是讲的中国话呀，人家也听不懂啊。 "公司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吗？"我问。"没有，但是大家都不这样做，"他说。 我想，也是，在大家都一心做着业务，你嘴里突然冒出与业务不相干的话题确实不雅，周围的人不会管他人的事，但你自己却会感到很不自在。在很多公司，或在楼道或在院内都设有公共电话，方便公司内部人打个人电话或外来客人使用。如今手机广泛使用，有的公司职员有两部手机，一部是公司配的，用于业务；另一部是个人手机。"公司"与"个人"分得很清楚。 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些是日本人 分社的一位年轻记者一次对我说，他在新干线列车上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些是日本人。我当时问：这话怎么讲？他说："日本人一般都规规矩矩，手中的包物从不乱放，要不放在自己的脚下，要不抱在双膝上，要不放在头上方的行李架上。很少有人将自己的包物放在临近的座椅上。" 另一位年轻女记者一次对我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她说，在一次过斑马线时，大家都在等红灯，尽管当时街上没有过往的车辆，但大家还是在等绿灯亮。可是就有这么两个女孩大概想反正没有人认识我不必那么循规蹈矩，就大摇大摆地闯红灯过马路。这个故事如仅说到这里是不成为故事的，有意的是：这两个女孩闯红灯过马路还一路高歌，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可是，没有想到在斑马线的另一端等红灯的人群中竟有人给合了一声"往前走！"弄得这两个女孩红了脸。这还用看吗，听也听出来了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很少做那种跨越栏杆或护栏那样不太得体的事，排队加个塞儿什么的也很少见，从小大概他（她）的父母或老师就教育他（她）不给他人填麻烦。在公共场合能听到日本人大声喧哗的情况也不多。 不自律带来的后果 有一则消息报道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两名日本中学生有一次在给朋友回短信时发现手机没有电了，于是就近在一家便利店的外墙上的插座给手机充电。结果被商家举报遭到当地警方以盗窃嫌疑指控。 据说当时这两名中学生给手机充了约１５分钟的电，窃电约１．５瓦，电费约１日元（约合７分钱人民币）。当地警方称犯罪金额不是问题的关键。按日本刑法电也属于财物。 现在，随着人们携带的电脑、手机等电器越来越多，日本一些公共场所如机场候机厅、新干线列车上等都备有供乘客使用的电源插座，但是除了特定的场所外，在使用他人的设备（包括电源）时一定跟人家打声招呼，求得同意，该付费时就付费，免得不经意间带来大麻烦。 | 
發表於 2011-9-23 01:35:12
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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